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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若中國經濟增速恢復,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9-08-20 16:06:25

  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家余永定:
  
  若中國經濟增速恢復,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新中國,70年。70年里,滄海巨變,波瀾一攪,盡顯壯闊;70年里,風波激蕩,掀開一角,也盡是坎坷。
  
  巨變與激蕩,壯闊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處,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革新軌跡,清晰可見。
  
  國運更新,漸臻富強,要總結經驗,題眼或許就在于:順勢、知勢、謀勢。70年前,新中國成立,就是順時代之勢。晦暝之夜,漸啟黎明;積貧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開放啟幕:從市場經濟孕育到體制機制創新,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國企改革……蹊徑競啟,春筍拔地,畫卷鋪開,印著“中國經濟奇跡”。奇跡譜就,也因“知勢”。
  
  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到了轉型節點,“舟至中流唯擊楫”,擊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是奮斗出來的,也離不開謀勢。以奮進姿態,繼續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開放要發展空間,舔舐制度痙攣,破除條框束縛,正是謀勢之果。
  
  順勢、知勢、謀勢,對應著行與思。慎思而后篤行,行自至遠;篤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鑒。錄其行思,知往鑒今,以更好地觀進路、謀未來,這便是我們推出“70年中國經濟行·思·錄”的意義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國經濟70年,媒體習慣用“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描述這段過往的巨變。對70年中國經濟的回顧和總結,以及對當下經濟問題的思考,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國經濟,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金融發展歷程,為何中國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如何看待貨幣超發這一爭議?
  
  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家余永定。作為中國經濟的觀察者,余永定長期關注中國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在中國國際收支、匯率、外匯儲備和宏觀經濟政策等話題上有自己鮮明的觀點。
  
  在余永定看來,當年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許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現在有些因素已經不能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他還提醒,一些使得中國得以避免發生金融危機的因素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惡化,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對于央行貨幣“超發”這一爭議,余永定認為,不是央行的貨幣“超發”導致了資產熱,在很大程度上,是資產熱迫使央行不得不“超發”貨幣。通過貨幣緊縮來抑制資產泡沫,對實體經濟傷害過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貨幣政策解決資產泡沫問題。
  
  而當下來看,中國經濟處在“三期疊加”(經濟增長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時并存)階段,同時外部環境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難度增加。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破局,穩增長和調結構哪個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來,經濟增長是綱,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經濟增長的實現。基于這樣的認識,他近期提出財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觀點引發熱議。“各種跡象顯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話,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情況可能更嚴峻。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是沒有其他辦法時的辦法。”余永定直言。
  
  不過,余永定同時強調,穩增長和調結構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時不應導致結構的惡化。
  
  當年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許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報:回顧70年的中國經濟,有哪些經驗可以總結,同時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無疑是重要的節點。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等,這為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不長,市場化改革容易推進。這些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有利條件。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還得益于和平、穩定、改革、開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國和中國的戰略調整帶來了兩國和平相處的局面,從經濟上來講,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補性;第二,國內的政治穩定是中國奇跡的另一個先決條件;第三,經濟體制改革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第四,對外開放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改善資源配置,增加就業。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產生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人口負債”、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問題。此外,當年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許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盡管許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長時間里發揮作用,但現在有些因素已經不能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甚至有些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挑戰。
  
  新京報:從改革開放后40余年來看,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覺得最關鍵有幾點:第一,中國是高儲蓄國家,中國有充分的可借貸資金。中國的投資率很高,但外債對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內。第二,由于中國的制度安排,很難想象會出現銀行擠兌的現象。任何金融危機最后的表現都是銀行擠兌。在國外出現了嚴重的負債問題,可能會出現這一現象,但中國的金融機構、銀行體系中,國有占主導地位,即有國家信用做(隱形)擔保,不會出現擠兌現象。第三,資本外逃也會導致金融危機。但中國沒有放棄資本管制,自2016年以來我們還加強了資本管制,從而遏制了資本的大規模外逃。第四,由于對金融機構監管較嚴格,類似MBS、CDO、CDS之類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國經濟的杠桿率,特別是政府部門的杠桿率依然處于實體經濟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銀行不良債權率自本世紀初以來一直較低。第七,實體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下降壓力,但依然保持了較強的增長勢頭。
  
  需要強調的是,過去沒有發生危機,并不意味著以后不會發生危機。在上述使中國得以避免發生金融危機的因素中,一些已經出現明顯惡化。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亞洲金融危機中得出的結論是:當外部環境發生不利變化時,一國出現金融危機的充要條件是固定匯率制度、資本自由流動和國際收支逆差,而資本外逃則是壓倒發展中國家的最后一根稻草。當國家的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時,資本外逃會使當事國政府喪失處理潛在危機的能力。即使一國基本面不存在嚴重問題,由于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傳染效應,資本外逃同樣會發生。而資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導致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因此,在條件未成熟的情況下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無異于自毀長城。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一直堅持認為,要盡可能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同時不能輕易放棄資本管制。
  
  中國目前確實面臨很多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十分重要,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防止資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中國就可以避免發生金融危機。
  
  “資產熱迫使央行不得不‘超發’貨幣”
  
  新京報:回顧中國金融發展歷程,公眾對央行貨幣政策的一個爭議來自貨幣“超發”,如何看這一問題?
  
  余永定:一般情況下,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應該等于名義GDP增速,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央行在個別年份,M2的增速超過了名義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這樣。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簡單根據貨幣數量說的公式判斷央行的貨幣是否超發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們更要思考的是,央行為什么這么做?我想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某些時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資產過熱。比如在發生房地產熱和影子銀行熱的時候,大量的流動性進入資產市場,追逐現有的資產,這就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上漲,也“吸走”了大量本應進入實體經濟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這些貨幣在資本市場中流動、循環往復,拉高已有資產的價格,卻沒有進入到實體經濟之中。
  
  實體經濟要發展但得不到貸款,怎么辦?這時有兩個辦法:第一,想辦法使得追逐資產價格的這些貨幣退出資產市場進入實體經濟。第二,如果第一個辦法做不到的話,央行就只能增發貨幣,否則實體經濟得不到貸款。因此,所謂的央行貨幣“超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資產泡沫或者房地產熱“吸走”了大量的流動性,而為了使實體經濟能得到足夠的流動性,央行不得不被動地增加貨幣供應。因此,并不是央行增發了貨幣導致了資產泡沫,而是資產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發貨幣,導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義GDP的增速。
  
  新京報:資產熱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決?
  
  余永定:資產熱的形成原因很復雜。比如荷蘭的郁金香熱、南海泡沫、中國80年代瘋狂的君子蘭事件,以及中國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熱,并不是貨幣超發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資者有了心理預期,然后便開始投機,再通過羊群效應放大,最終導致資產價格的飆升。
  
  還是要強調一點,不是央行的貨幣“超發”導致了資產熱,在很大程度上,是資產熱迫使央行不得不“超發”貨幣。解決實體經濟流動性問題,貨幣“超發”不是最好的辦法,是央行不得已的辦法。
  
  資產泡沫得到抑制,貨幣增速就會降下來。而通過貨幣緊縮來抑制資產泡沫,對實體經濟傷害過大。因此,解決資產泡沫問題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貨幣政策來解決。這是因為控制資產泡沫的目標和其他的宏觀調控目標并不是經常一致的。比如從房地產周期和貨幣政策走向看,中國的房地產在近十年已經經過了好幾個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來經濟持續下行且核心通脹率很低,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取向寬松,但中國的貨幣政策一直在調來調去,為什么?因為央行也把調整資產價格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央行的調控目標太多,沒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顧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標。
  
  因此,面對房價不斷攀升,緊縮貨幣就行了嗎?我看未必可行。解決資產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慮征收房地產稅、加大公租房建設、實行房地產所有者實名制等手段抑制房價的上升。
  
  解決脫實向虛,首先還是要保證經濟增速
  
  新京報:近年脫實向虛問題突出,目前看還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余永定:解決這些問題,第一步還是要保證經濟增長速度。如果實體經濟沒有盈利空間,錢自然流向了“虛”的地方。如果實體經濟掙錢,錢自然流向了實體。那么,如何讓實體經濟掙錢?必須要有一個不怕賠本的實體買賣去帶動經濟的增長,這個實體就是國家。比如,國家啟動基礎設施投資,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業自然也能掙錢了。
  
  總之,如果經濟增速恢復,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解決中國經濟問題要綱舉目張,這個“綱”就是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投資非常悲觀,自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影子銀行業務等投機行為,但缺少實體經濟盈利支撐的資產價格泡沫遲早要崩潰。反之,實體經濟有了推動力,脫實向虛的問題自然解決了。
  
  新京報:但目前對脫實向虛、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大家更多從金融改革角度來討論解決辦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宏觀調控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1998年到2002年期間,正是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良債權問題得以解決。如果沒有經濟的增長,不良債權的城市將會越來越多。所以,我還是要強調,增長是硬道理;增長是綱,綱舉目張。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經濟增長來實現。
  
  擴大赤字,中國財政應該不會出現大問題
  
  新京報:你多次提到,增長是硬道理。和穩增長一樣,調結構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同樣重要。兩者在經濟運行中會不會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穩增長和調結構,兩者相輔相成。在某些情況下,兩者確實會發生沖突。比如,中國可以通過刺激房地產市場的辦法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這樣做會惡化中國的經濟結構。降低房地產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目標。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兩者之間不會有沖突。比如,實施廉政建設、市場化改革,不會使得經濟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員有意怠工)。還比如,很多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調結構也相應變得更容易。實際上,經濟增速好的時候,結構改革會相對容易。同樣,經濟增速下降時,結構改革難度也相應增加。
  
  如何平衡好兩者?一方面是對過剩產業的企業實行兼并重組、關停并轉,去掉過剩產能,減少供給才會使得價格回升,好企業的利潤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壞企業,好企業也會破產。但需要強調,消滅產銷不對路、沒有需求或對環境有害的產能是微觀問題、是產業結構問題,要通過市場調節(國家也要發揮作用)而不是宏觀調控來解決。另一方面,從宏觀上的產能過剩(不是某種特定產品和特定行業的產能過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應該也可以避免結構的惡化。目前看,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空間還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各類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類公共服務設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規模的投資。當然,懶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績、蠻干、瞎干的現象必須杜絕,否則再好的經濟政策也會在實踐中變味,但這些問題已經超越經濟問題的范疇。
  
  新京報:近期你提到,2.8%的財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這個突破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此外,赤字的擴張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增速下行趨勢沒有穩定下來。各種跡象顯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話,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情況可能更嚴峻。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是沒有其他辦法時的辦法。從長遠來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凱恩斯所說,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馬斯特里赫條約中規定的3%并沒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擴張導致國債上升,確實會帶來一定的風險。過去經濟學家經常談論國債對GDP比的上限。但實際上,我們不知道國債擴張到什么時候會出現風險,這是一個經驗問題。以日本為例,1996年時,日本認為國債在GDP中92%的占比風險很高,于是收縮財政支出、增加稅收,但這導致了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轉而繼續實行擴大財政支出的政策,現在占比擴張至250%,但也沒有發生財政危機。
  
  所以,我們不知道赤字率應該限制在多高、國債到底擴張到何種程度會出事兒——如果放任不管,可能發生危機,同樣如果過于謹慎,也可能導致危機。從目前中國的情況看,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同時,國債有發行空間,為什么不敢發?從公共債務存量看,中國的公共債務占GDP比不超過48%,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說是非常低的,這種情況下擴大赤字,財政應該不會出現大問題。
  
  如果認為經濟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風險,政策目標就要集中在提高經濟增速上,其他問題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萬全。
  
  B04-05版采寫/新京報記者侯潤芳實習生  徐子林

來源:新京報 編輯: 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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